四川以清律师事务所

【 刑事证据】摘 要：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问题的导出：威格莫尔与豪尔之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具有侦查权的执法主体因收集证据的手段或执法方式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侵犯到公民宪法权利或法定权利，从而导致所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被法院所采纳的证据规则。由于它涉及“事实维度的实体真实”与“价值维度的程序正义”之权衡，因而自其在美国发端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争论和对它的驳难，如美国知名刑事诉讼法学家唐纳德·吉普斯教授所言，“在美国法领域，很少有议题能像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聚讼一样充满着苦味和张力”，尽管如此，它在美国宪法性刑事程序及证据领域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制度地位。